第1章十大举措释放改革红利

　

但这种逻辑不能照搬到立法领域里，每届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不受前一届全国人大立法的限制。

于是，制宪机关就必须代为表达根据制宪意志产生的实定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创制一系列具体的成文宪法规范。参见王锴：《制宪权的理论难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第126-130页。

然而，如何治理的问题，在1954年制定成文宪法时政治主体是没有就此做出明确的决断的，它被回避、延迟了，这也是为什么五四宪法后来被破坏的原因。[60]同注[10]，第103-104页。[6]参见李树忠：《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第34页。但本质上由制宪主体创造的实定宪法有可能和制宪机关表达的实定宪法不一致。施密特的实定宪法理论对成文宪法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它很准确地揭示了维护成文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要点。

[51]参见注[42]，第478页。[20]宪法的废止（或更迭），在施密特的理论中指的是宪法法被废止，但是制宪权被保留了。它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并提出了包括社会保障和补偿方式在内的各项落实措施。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三）土地物权的法律上平等原则 平等是由国家强制推行一些准则所规定的。它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有的从农民的意愿，[32]有的从土地的综合功效，[33]对土地价值进行了测算。

国有土地使用权即使在个人之间的相互转让，也是市场价标准。同时，根据宪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和《土地管理法》43条的规定，城镇化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征收实现国有化，而不能适用征用。

本文的论证，立足于在现行宪法不变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对法律规范尽可能少的调整，来充分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33]参见陈仕菊、黄贤金等：《基于耕地价值的征地补偿标准》，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11期。党的十三大报告继承毛泽东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4]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5号发布，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令第590号废止。

[36]前引②，哈耶克书，第126页。[5] 其实，除了征收以外，征用也可以实现城镇化的目的。至于个案中的公共利益，则需要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6]参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

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这样，又导致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与城市市民之间的不平等。

[30]参见霍雅勒等：《可持续理念下的土地价值决定与量化》，载《中国土地科学》2003年第2期。征收和征用的条件都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路法》59条把公路分为收费公路和非收费公路。它不应当是城市规划后，而应当是该规划公布前一日为基点的市场价。根据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3]20条第3款的规定，拆迁补偿的标准为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确定。[59]对失地农民大量流浪到城市而造成的住宅问题，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宅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此外，安置房、工作岗位和社会保障，也成为土地征收补偿的辅助性方式。结语 本文的上述论证，主要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城镇化进程为背景，所采用的主要是法的体系解释方法。

[15]于是，自由、财产和平等就转换为参政议政。有些人出生在富贵之家，有些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但这都不涉及谁的功绩大小谁更公平正义的问题。

政府就不得不对所有的人置身于其间的整个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控制，而且还不得不努力为每个人提供至少相等的机遇。[37]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标准系市场价，而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标准却并非市场价。

但是，根据《物权法》44条的规定：征用仅适用于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不适用于按规划所进行的城镇建设。[37]科斯认为：获取是一个法律术语。

[31]参见刘书楷：《马克思劳动价值观与西方非劳动价值观土地价值与价格理论》，载《中国土地科学》1995年第6期。[54]参见前引[13]，哈耶克书，第100页。在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基于土地的特殊属性以及土地权益的有效保障，按期补偿也应作为补偿方式。如果不涉及具体的建设项目，城镇化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无非包括两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贸和住宅建设。在哈耶克看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所追求的是实质平等、物质利益的分配平等即事实上平等，是社会高级阶段的平等。

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矛盾，从而必将导致土地征收的不平等。[49] 在此，我们不讨论违法的暴利，而讨论合法的盈利是否可以由土地被征收人入股分享？《公路法》21条第2款规定：国家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公路建设进行投资。

[57]因此，允许失地农民入股盈利项目，正像某人被要求从事不喜欢的工作而应得到合理补偿一样，是符合正义的。这样，又导致了物权上不平等，即集体所有物权与国家所有物权之间的不平等，构成地权歧视。

[1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2010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现实中，不仅仅营利性公路公司利润丰厚，而且非营利性公路公司的收费大大超出还贷数额。对这一改革方案，笔者自认为是一种折中的选择。[4]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需求，基本上是通过征收解决的。

这些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严重偏离价值规律，没有体现市场价格。[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1982年宪法在制定时，承认法律上平等，也开始意识到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12]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仍未予承认，并未纠正农民土地的公有化，且进一步规定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现行标准 根据《土地管理法》47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52]前引②，哈耶克书，第128页。……1987年开始收费的北京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北京段总的收费期限达到42年，按2005年收费水平测算，累计收费将达93亿元，为该公路建设时利用银行贷款的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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